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北京报道
全国两会向来是外界观察中国政策风向的重要窗口。
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中国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4.5%至5%的区间，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这一目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实现路径中的支撑与挑战何在？宏观政策又将如何精准发力？针对这些问题，3月9日，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视频专访。
闪辉认为，今年设定的经济增长区间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经济体量增大，潜在增速缓慢下行的长期趋势；其次，区间目标体现出决策层对复杂地缘政治下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有充分准备，为政策执行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
谈及实现增长目标的动力来源，闪辉表示，今年经济增长的结构应与去年有相似之处。首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叠加新技术赋能，出口预计仍将是强劲的拉动力。她说，“除非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冲击或出现衰退，否则中国出口有望保持良好表现。”
相较于外需的相对确定性，闪辉认为，内需的复苏力度则存在较大观察空间。内需的提振既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持续发力，也有赖于私人部门（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内生动能的修复。她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科技及内需新动能仍有待释放，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正逐步减弱，但其具体影响幅度与时间点仍存变数，内需将呈现轮动态势。
在剖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堵点”时，闪辉强调，关键在于新动能能否有效转化为就业机会与居民收入的实质性提升，进而驱动国内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她观察到，尽管中国在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显著突破，且出口表现强劲，但这一增长能否有效传导至国内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层面，是政策制定中需要审慎权衡的核心环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内需便能进入正向循环；反之，如何畅通内循环将成为重大课题。”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闪辉表示，这恰好可以起到“补短板”的作用。中国在商品领域优势显著，但服务领域相对薄弱，吸引全球领先的服务业资金和模式进入，有助于推动国内相关领域与国际接轨。
外需仍是主要引擎，内需修复仍需时间
《21世纪》：让我们从最受关注的数字谈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4.5%至5%。与往年相比，这个区间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看待这一目标的设定？
闪辉：每年全国两会上，经济增长目标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今年设定为略低于前两年“5%左右”的区间目标，我们认为包含几层含义。第一，市场无需过度解读这一调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持续增大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潜在增速本身存在缓慢下行的长期趋势，这也在过去很多年的目标调整中有所体现。第二，区间目标的设定，反映出决策层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下，有着充分的准备。这为各部委和政策执行部门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例如，近期能源价格随着中东局势的上升，就印证了设定一个弹性目标、为实际操作留出空间的合理性。
至于今年的难点，除了不确定性增加外，与去年相比，财政政策的脉冲效应可能减弱。去年年初，在美国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政府发债额度有显著提升。而今年的官方赤字、地方专项债和特别国债额度，整体上与去年基本持平。这意味着，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推动力可能不如去年。因此，有必要做好政策储备。如果未来外部压力或内部转型挑战超预期，仍需进一步拓宽财政发力的渠道。
《21世纪》：实现这个区间目标的前景如何？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将是什么呢？
闪辉：今年经济增长的结构可能与去年有相似之处。首先，外需，即中国的出口，预计仍将是表现亮眼且强劲的拉动力。这是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持续叠加新技术赋能所确定的趋势。除非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冲击或出现衰退，否则中国出口有望保持良好表现。
另一方面，内需则包含两部分：政府拉动和私人部门（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内生动力。这里正是不确定性的所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已持续数年。我们预计这种拖累将逐渐减小，但其具体幅度和时间点（今年哪个季度）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一个大概率的情景是，今年甚至明年，外需的强劲仍是宏观经济中的亮点和大概率事件。而内需则呈现轮动态势，其复苏力度有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拉动，多大程度上源于私人部门在资产负债表修复，以及科技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向各行业的渗透，这仍有待持续观察。
《21世纪》：对未来形势和风险挑战的判断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面临老问题、新挑战。在你看来，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堵点”集中在哪个环节？破解这个堵点，最关键的变量又是什么？
闪辉：中国经济当前的转型，核心在于利用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寻求突破，这是过去几个周期未曾经历的新挑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或“堵点”，在于新的动能能否有效地转化为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提升，从而驱动国内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看到许多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科技突破，但同时，“黑灯工厂”模式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尚有待验证。另外，当前，虽然出口表现强劲，但能否有效转化为国内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能力，是政策制定和落实中需要仔细权衡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能通过出口和高端制造业的增长带动就业、提高收入和信心，内需便能进入正面循环。因此，如何畅通内循环将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21世纪》：针对当前形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释放了怎样的宏观信号？从具体指标看，你今年重点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哪些数字？
闪辉：我们对“更加积极”和“适度宽松”的解读，首先是政策的持续性和延续性。这与去年的定调一致，体现了中国宏观政策着眼于中长期目标、保持战略定力的风格，而非短期的大幅摇摆。
在与投资者交流中，我们反复强调，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两个数字最为关键：第一是经济增长目标。它是一个统领性的指标，综合了所有部门（政府、私人、内外需）的合力，代表了政府想要达成并有望实现的一个综合结果。第二是财政和准财政的总支持力度。这直接决定了政府有多大决心和资源来拉动内需。今年近12万亿的政府发债总额，以及一些结构性政策工具（如从去年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是我们判断财政脉冲强度、进而判断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
相比之下，像失业率、通胀等目标，更具灵活性和结果属性。例如，2%的通胀目标更可能是一个上限控制目标（去年CPI为零也同样达标），对于预判经济走势的意义，不如增长目标和财政发力额度那么直接。
《21世纪》：如何评价4%左右的赤字率目标？
闪辉：从历史纵向看，4%左右的官方赤字率确实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去年和今年连续设定在这一水平，向市场释放了明确的宏观政策宽松信号。但需要强调的是，这4%并不代表财政发力的全部资源。它对应的是约5万亿-6万亿的规模，而如果把地方专项债和特别国债都算上，今年总的政府发债额度接近12万亿。因此，4%的赤字率更多是传递一种政策信号，但评估财政对经济的实际支持力度，必须考察包括准财政在内的所有可用资源。
《21世纪》：说到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价格走势是一个绕不开的观察维度。我们注意到近期CPI和PPI的走势备受关注，你如何解读当前的价格信号？对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左右”的CPI预期目标有何评价？
闪辉：过去几年，中国的通胀水平无论是与自己比还是与海外比，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是我国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读近期数据，需要考虑季节性因素，特别是春节错位的影响。1月CPI涨幅只有0.2%，而2月则上涨1.3%。1-2月CPI平均0.8%的涨幅，相比去年已有好转迹象，但绝对水平依然偏低。
展望未来，通胀可能缓慢回升。驱动因素包括：一是外部输入，地缘政治因素（比如霍尔姆斯海峡局势）可能推高能源价格。但由于我国当前通胀基数低（PPI为负，CPI低于1%），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消化能力相对更强。二是国内政策，政府推进的“反内卷”、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措施，长期看有助于改善部分行业过度竞争、价格过低的情况，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21世纪》： 谈到中东局势，除了输入性通胀压力，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会不会影响你刚才提到的原本向好的出口前景？
闪辉：会有影响。如果能源价格因供给端冲击而大幅上涨，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尤其对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冲击更大。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滞胀”，侵蚀全球消费能力，对所有国家的出口和贸易活动都不利。
但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第三层次的连锁效应。例如，能源安全问题可能因此更加凸显，从而刺激中国乃至全球在能源安全领域的投资增加，这可能对经济产生正向拉动。另外，如果全球产业链因此再次出现类似2021-2022年的新冠大流行那样的扰动，中国凭借其相对完善和稳定的产业链，以及去年以来增加的能源储备，其出口表现可能会相对优于其他出口国。因此，除了能源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外，可能还存在一些边际上对中国经济活动有利的联动效应。
《21世纪》：回到内需话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这类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消费？
闪辉：我们的消费领域研究员从公司反馈中也了解到，错峰休假、增加学生假期等改革，确实对特定消费领域有正面促进作用。这是一个好的政策方向，就像免签政策带动了入境游一样。但具体对整体消费的拉动效果，目前还很难量化估算。从宏观大盘看，仅有时间可能还不够。一个家庭是否出游、消费水平如何，根本上取决于其对工作、收入和财富的预期。因此，这类消除限制性因素的政策值得肯定，但如果能与收入和就业政策相配合，让民众“有钱又有闲”，才能产生更显著的促消费效果。
《21世纪》：过去一年，从“村超”到国产电影票房奇迹，再到潮玩IP出圈，展现了消费市场的新动向。这是否印证了中国消费正从功能消费向情绪、悦己消费转变？如何看待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
闪辉：确实，我们看到新消费领域涌现出许多亮点，新旧消费有分化的迹象。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全球疫情后，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需求都有所增加，这与人口结构、社会心理变化都有关联，比如家庭结构变小后，春节出游可能取代了传统的串亲戚。
然而，宏观研究更关注体量。例如，火爆的酒店餐饮业，其增加值约占全国GDP的2%；电影票房总额与GDP相比更是微乎其微。因此，我们看到消费中的亮点，如夜经济、冰雪经济，并加以挖掘，这无疑是正确方向。但另一方面，必须清醒认识到，GDP是一个庞大的“大盘子”，仅靠少数亮点是难以撬动全局的，核心仍在于稳住基本盘。
《21世纪》：与之相关的，是国货的崛起。“国潮”升温能否给制造业带来新机遇，尤其是在消费品领域，能否见证类似家电、手机行业的国产替代路径？
闪辉：国货崛起印证了中国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不断演进的长期趋势。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很多商品还相对处于中低端，一些高端需求只有依靠进口来满足。但现在，国内企业不仅能自己生产，还能凭借对本土市场的理解，生产出性价比更高、更贴合本土需求的产品。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2.5%。如何看待这一量化目标？现阶段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闪辉：对数字经济的重视，体现了中国政策的连续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五篇大文章”就有一篇是关于数字经济的，体现了对数字经济的持续支持。数字经济与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息息相关。我们现在讨论AI、物联网、AI与产业的结合，都离不开数字这个基础。要做好AI模型，底层离不开算力和数据。因此，对数字经济的支持，与我们拥抱新科技、支持创新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可以预见，这不仅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五五”规划的重点，更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着力发展的关键领域。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在“十五五”关键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意义是什么？要吸引和留住外资，还需在哪些方面努力？
闪辉：这与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形成了呼应。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制造和出口国，在商品领域优势显著，但在服务领域相对薄弱。以开放为契机，吸引全球领先的服务业资金、企业和先进管理模式进入，恰好可以起到“补短板”的作用。这有助于推动国内医疗服务、商业服务等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实现商品制造与服务提供的有机结合。
我们看到，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经历了2022年的明显下滑之后，最近几个季度已出现企稳迹象。与此同时，中国持续优化人员往来政策，免签红利进一步释放。这是否会促使更多跨国公司将其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在中国？这或许正是近期政策持续强调开放，并将吸引外资重心聚焦于服务业的深层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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